第一百二十章
黑泽作为大型康采恩之中的新贵，依靠财团核心管理层八面玲珑的手腕，与政友会及宪政会中的一些重量级人物维持着深厚的交情，然而，这些交情仅限于私人层面，在两党之中，黑泽从未明确站队。
财团之所以采取这种两边下注的不结盟策略，主要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其一，无论是宪政会，还是政友会，其支持者的数量和财力已然足以支持其选战，黑泽的参与并不能改变局面，因此即便加入其中一方，也无法在其盟友那里获得足够的利益与尊重，反过来讲，当盟友下台的时候，黑泽也许还会因为与另一方结怨而蒙受损失；其二，不同于一般的巨商富贾，月读生于华族世家，对于政客们的那些把戏，他了解得极其透辟，而在局势的预判方面，他更是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先见之明，早在大正末年，他便已然看出，无论是宪政会，还是政友会，其把控日本政坛的时日必不会长久。
明治时期政治寡头之间的自相残杀在日本宪法中制造了一个致命的漏洞，一些人组建了自己的政党，而另一些人则壮大军队以保护自身权力，在意识到实行选举制势不可免之后，为了防止两院及内阁影响自身对军队的控制权，一些寡头，——以山县有朋为首，——在明治宪法中规定，军队独立于政府，直接向天皇答责，但事实上，天皇能够对军队或政府施加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根据明治22年颁布的《皇室典范》的第九条规定，当指定人选（天皇）患有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或其他疾病时，枢密院得以与皇室共同改变继承人顺位。除此以外，对于天皇的存废，此法典中还留有相当程度的模糊空间，枢密院“出于其他充分理由”，也可以废黜继承人。作为名义上的“天皇的宪法顾问机构”，枢密院成为了使寡头们的私人权力制度化的庇护所。理论上，天皇似乎拥有无限的权力，他可以根据宪法主张最高决策权在于自己，而事实上，枢密院决不会允许这样肆意妄为的举动出现，相较于一个可以在政治中践行个人意志的主体，天皇更加近似于一个用以发布敕令的机构，或者一个虚妄的现代政治神话。寡头将天皇推到前方做幕前傀儡，通过天皇间接掌控着军队，同时既避免了军队自行其是，也避免了使政党政治家取得控制权。
然而，这一切的实现，仅限于明治时代的寡头政治家尚在世的时期，一旦这些人相继死去，势必要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
山县有朋于大正十一年死去，由于其潜在继承人桂太郎的早逝，这名在陆军中独揽大权的寡头后继无人。山县生前将军队系统分成军令与军政两个部分，将军政归于内阁，军令则由高级军官直接向天皇汇报，在实际操作中，以陆军为例，军令大权名义上属于天皇，实际上却由陆军参谋总部掌控。并且，军政和军令的界定也十分模糊，原则上，军令应该包括军事战略和军队部署，而军政则应涵盖人员配置及武器供应，但是军部一直在扩大军令的解释，并缩小军政的范畴。明治33年的敕令规定，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大臣必须为现役军官，除此之外，陆军参谋长与海军军令部长甚至可以不必听命于陆海军大臣。这就意味着，军队可以通过使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且拒绝推举现役军官担任该职务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倒阁；与此同时，由于陆军参谋长与海军军令部长的独立性，即便陆海军大臣缺位，军部也绝不会就此瘫痪。军队利用制度所赋予的便利，分别在明治41年、大正元年与昭和二年使西园寺公望及若槻礼次郎内阁倒台，并在大正三年阻止清浦奎吾组阁。为了避免使内阁倒台，政党政治家们越来越倾向于事先协调并迎合军队要求。
山县有朋死后，寡头们对陆军的控制也随之烟消云散，政党政治家们对高级军官没有控制权，因此对中下级军人也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权力被留在了一名傀儡天皇手中，如果政友会及宪政会无法协调一致，那么当所有的明治寡头死去后，陆军省及海军省摆脱一切羁轭，政党政治家势必将难以抵抗军部对政治的干犯。
军队僭取控制权只是或早或晚的事，因此，对于黑泽财团而言，无论是讨好政友会，还是趋奉宪政会，都没有太大必要。
然而，另一方面，与军队勾结也绝非明智之策。
自1910年代的军需泡沫破灭之后，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救灾款缺口引发了五年后的贴现风波，而192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黄金解禁使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则造成消费萎缩，致使出口额下降，以纺织品为首的产品滞销，反映在日本国内，则表现为一种古典式的萧条，即生产严重过剩，价格急剧下跌。
经济萧条与混乱助长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其影响在农村地区尤甚。丰年时农产品过剩，再加上进口低价农产品的冲击，致使农民入不敷出，而紧随其后的灾年又导致了大范围的饥荒，农村凋敝问题日益严重。尽管其中经济规律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应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因此而遭受损害的农民却将其归咎于人祸，对政党政治的失望情绪迅速蔓延，对财团资本家的仇恨与愤怒也达到了巅峰。主张直接救济农村的农本主义运动大行其道，这一运动与当时军队中的行动派右翼不谋而合，昭和七年的血盟团事件里，刺杀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的正是一名农村青年，其后发生的五·一五事件中，参与者里也有茨城县农民塾的塾生。
只要明治寡头们还在世，制度所赋予军队的特殊地位便会使军队独立于政党政治家而依赖于寡头们，然而，一旦他们死去，那么对军队权力的关键性制衡机制便会土崩瓦解。山县有朋死于大正十一年，进入昭和以来，陆军中的一些年轻精英军官组织了二叶会、木曜会、一夕会等组织，他们定期聚会，在他们的集会中，“总体战”这个词被反复提及，对军事以外领域的掌控是总体战的性质，这意味着，一旦军部掌权，那么，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皆须服务于军事目的。明治宪法赋予了政府实施强制权的手段，在宪法中，与紧急敕令相关的第八条以及第三十一、第七十条中规定“臣民不可妨碍战时大权的实行”、“紧急情况下可通过敕令处理财政事宜”，——“敕令”以天皇的名义通过枢密院颁布，因此可绕过议会与内阁等立法机构的繁琐流程，直接生效，——对于军队而言，用以实施总动员的手段已然齐备。1910年代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得以缓和，军部发动军事行动的现实性暂时降低，此一时期内，日本国内“大正民主”风潮的高涨，使民众和政党的影响力凌驾于军队之上，然而，进入昭和以来，政治上的丑闻和经济上的挫败致使民间对于政党政治的不信任感愈演愈烈，加之刻意的舆论煽动，右翼思想迅速抬头，昭和六年之后，明治一代的寡头政治家大多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对于军队而言，篡取权力的土壤业已成熟。
只要陆军内部解决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分歧问题，协调一致的陆军将会获得施展拳脚的余力，届时，整个国家迅速将化为一架毫无节制的战争机器。对于当下的日本而言，主张抑制军费支出，压制财政膨胀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成为了维护经济稳定的最后的安全阀，然而，藏相已然年过八旬，即便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杖朝之年的老人又能在位多久？当军队彻底把控政治之后，可以想见，日本经济将逐渐过渡到战时体制，强化以军需为中心的经济统制。
昭和六年所颁布的《重要产业统制法》，基本上是一部迎合军队需求的法案。
在当时，日本国内的军官及右翼分子活动日益猖獗，昭和五年，他们曾行刺首相滨口幸雄，虽然滨口并未当场身亡，然而此事件后，滨口迅速辞职，并且再也未能康复；昭和六年，由于伦敦海军条约问题，在众议院的预算案会议上，身为在野党的政友会与代理首相币原喜重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随后两派在会议场内大打出手，此事经大众媒体报道后，民众对于议会的信任一落千丈，当时目睹了斗殴的陆军军官看到了两党不和所创造的机会，他们计划发动政变，拥立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相，最终，事变因为宇垣本人拒绝而未果。该事件被当做高度机密，由于黑泽财团在内阁有一些关系密切的政客朋友，因此才得知了此事的始末；昭和七年的五·一五事件中，一伙海军内的激进分子发动政变，刺杀了首相犬养毅以及三菱集团的总裁团琢磨，其后，斋藤实上台，虽然竞选及政治活动仍在继续，但是政党政治其实已如风中残烛。
虽然日本官僚享有理论上的独立性，然而若想在政府系统内平步青云，官僚们也需要向赋予其权力的对象答责，昭和六年，这群精明的代理人嗅到了政党政治衰败的味道，于是提前转变了效忠对象。《重要产业统制法》名义上是一部旨在缓解由经济危机及黄金解禁带来的双重打击，推进产业合理化的对策，然而实际上，其中一些暧昧的法条必将便于未来的掌权者将经济置于统制计划之下。从日本的现状考虑，这个“未来的掌权者”，除了军队，不做他想。
该法案批准了企业间成立法定的卡特尔，根据协议确定产量、价格等，并可以限制新企业进入行会以及控制本行业的产品销售。该法允许指定行业的行会依靠政府实施其规定，并且如果该卡特尔内2/3的企业提请主管大臣对本行业进行监管，则大臣可以强令全行业服从卡特尔的规定。该法案涉及到26个行业，而黑泽财团旗下的纺织业，钢铁制造业，造船业，银行业及采矿业皆在该法案的管辖范围之内。
黑泽与两院的不少议员关系深厚，在工业俱乐部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身为欧米伽，月读虽然无权直接参与经济及政治活动，然而他的代理人在获取信息后，必将第一时间向他呈报。在看到尚未披露的草案的那一刻，他旋即明白，该法案“既非业界之所需，亦非业界之所用”，尽管看上去，这只是一部为期五年的临时性法案，但是，即将上台的军队必然会将其当做战时经济管控的法律依据，使其持续生效。届时，经济生活将处处充溢着“管制”，前一天尚且合法的事业，第二天也许就会被认定为非法，军部手握大权，官僚为了保护自身地位，将处处迎合军队的需求，一些技术型官僚也许并不缺乏专业素养，然而由于其答责的对象在国家金融及工业政策方面既无知识，亦无经验，在这样的境况下，即便是最富于远见的官员也无法制定并推行真正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更糟糕的是，当市场对于经济环境稳定性的预期被打破，大部分的资金要么趋向于投机，要么趋向于避险，其对实业的打击将是漫长而深远的。
该《重要产业统制法》出台后的几年内，虽然很少有行会依据该法案申请大臣对行业实施管制，但是任何头脑清醒的观察家都会明白，留给自由市场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极地带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