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章
至此,月读的怀疑已然基本被证实了。
荻野孝介现年四十五岁,与高木惠津子年龄相仿,两人的情人关系也许从少年时期便开始断断续续保持至今。作为右翼团体的头面人物,频频与女人玩乐实在说不过去,于是,荻野在资助惠津子开店的时候,便隐去了金主的身份。
在众多右翼势力之中,爱农塾的规模大约排得上前五,其在东京内外有四十多个小团体,全国上下的塾生加起来,约有六万余人,其中长期耽在东京总部的人数近千,规模之巨,令人觳觫。
维持这样规模庞大的团体需要钱。据月读从相关人士那里探听来的消息,军部每年都会秘密向右翼团体支付一笔名为“机密费”的津贴。但是对于组织的运作而言,这点钱只能说是杯水车薪。他们听命于军部,认同军部的理念,鼓吹所谓“树立符合日本传统精神的武士道国家,建立一君万民的新日本”的理念,这一切都似乎与军部的主张不谋而合,然而事实上,军部却并非这些组织的主要财源。
右翼团体、忧国志士,说穿了,也是一门生意。
就在本年初,国体明征运动甚嚣尘上的时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
那时,东京的A新闻社刊登了一篇声援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的文章,报纸发行后不久,某隶属于玄洋社的右翼团体成员便找上门来,提出了抗议,一开始,报社拿出每人两百元的车马费出来,试图息事宁人,这笔钱相当于公司职员两个多月的薪水,对于右翼组织的底层人员来说,应该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是对方却拒而不受。随后的数周,登门抗议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一开始来的还只是一些无名小卒,而后来则逐渐换成了一些因为参加右翼社团的密谋,或行刺未遂而被逮捕过甚至判过刑的“鼎鼎大名”的人士。对方在谈判中从不涉及银钱,而只是要求报社刊登道歉文章并严惩报社社长,这位被点名要求惩戒的社长正是负责审校并决定刊登那篇争议文章的人。对方提出的条件看似容易,但事实上,若是报社轻易屈服,则会损及新闻业立身之本。
随着对方派出的谈判者越来越具有威胁性,报社也愈加头痛。
然而,对方绝口不谈钱的事,也不曾当面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暴力举动,因此报警也毫无意义。
月读表面上虽则并不参与政商界事务,然而在黑泽邸每月定期举办的沙龙上,常常聚集着各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在那灯红酒绿,舞袖歌衫之下,是流淌着权力与金钱的暗河。出版业大亨,A报社的投资人平泽宽治恰好也是黑泽邸的座上宾,听过对方的抱怨,月读笑了笑,问道:“为了平息这番风波,A社究竟愿意开价几何呢?”
平泽苦笑着说:“这次怕是金钱也难以摆平啦……,视情况只能刊登道歉文章,并对沼田君予以处分。”
——平泽苦恼至今,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报社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涉事的报社社长沼田乃是他的女婿之一,不止如此,这名沼田还是文部省某高官的侄子,因此,处罚沼田必然会损及平泽宽治辛苦建立起来的裙带关系。
月读微笑着,摇了摇头,道:“以下只是一名欧米伽的愚见,您姑且可以当做参考。在我看来,即便A社此次委曲求全,将来也会麻烦不断,如果您想要一劳永逸地息事宁人,大概需要这个数。”
说着,他用手指在天鹅绒桌布上写下了一个数字。
“十五万?”平泽咋舌道。
震惊过后,平泽陷入了沉默,他蹙着眉,思考了半晌,继而客客气气地向月读道谢之后,便匆匆告辞了。
这场风波最终就像月读所说,在反复扯皮和讨价还价之后,花了十五万元,才终于平息下来。
月读之所以提出这个数字,是因为他知道,与玄洋社相关的“大日本生产党”由于在昭和八年发动神兵队事件,举兵失败,而面临十万元的赤字。涉事的天野辰夫、安田銕之助等人被捕,并于昭和十年春季开庭受审,当初举事时,筹措的资金数即为十万。如今大日本生产党东窗事发,众叛亲离,想要东山再起,便要先将债款偿清。但是,单单补上缺口还不够,玄洋社毕竟是生产党的上级组织,涉事党派正处于舆论风波的中心,不敢妄动,而要玄洋社的人协助奔走,多多少少也要让出一些好处,十五万大概恰好足够两方势力分赃。
世上的大部分争执都不过因为利益,如果对方一味拒绝,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表示绝不是利弊得失的问题,那么问题则恰恰是开价尚未能满足对方胃口而已。这个道理在大多数的谈判中屡试不爽,即便谈判对手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忧国志士”,结局也概莫能外。
已故的黑泽重季是这套拜金学说的忠实信奉者,月读婚前曾对此不屑一顾,而如今却深以为然。
除了报社、杂志、出版社这种容易卷进是非的机构以外,企业也是这些极端团体用来捞钱的肥羊,仅就月读所知,便有至少三家公司遭到过右翼团体的勒索,其中一家甚至还是有官营背景的某煤矿公司。
除了这种迹近敲诈的手段之外,在这些看似与财界人士水火不容的右翼党派之中,甚至还有一些组织定期从财阀那里领取秘密献金。以三井集团来说,曾经的集团理事长死于血盟团的暗杀,然而,其继任者池田成彬却是国本社的资助者,除此之外,日银总裁结城丰太郎,住友财团理事长中田锦吉,皆登录在国本社的献金名录里。当然,主要由农村青年组成的血盟团并不能和国本社这样树大根深,有大量军队高官及文化界、学术界名人参与的右翼团体同日而语,然而,无论如何,看似与财阀水火不容的国粹主义团体接受财阀的资助,却是不争的事实。
人们常常出于一时心热支持某种主义,动动嘴皮子固然并不花费什么,但是想要这些讲求实利的商界人士支付定期津贴,显然需要一个言之成理的缘由。
右翼团体需要钱,而自从血盟团事件以后,越发草木皆兵的财界名流,则需要右翼团体的“保护”。
这种保护的内容并不仅限于人身安全方面的风险预警,也包括在右翼的声讨中维护付过钱的企业的声名,除此之外,视资助金额的多寡,亦可包括对竞争对手的攻击。
爱农塾的前身是爱农会,成立于昭和四年,当时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及黄金解禁造成的日元汇率高企的影响,农村地区日渐凋敝,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左翼运动受压制的背景下,“农本主义”成了农民精神上的依托。如果爱农塾的活动仅止于建立农民互助团体的程度上,倒也并没有什么,但是爱农塾的理念的危险之处在于,其旨在建立一个由天皇直接统治的“一君万民”的社会,这种理念的实现只能依赖于陆军皇道派的直接行动,而在爱农塾理想的社会中,财产应归天皇直接支配,因此,包括财阀在内的所有私营业主都是应被铲除的对象。
爱农塾的成员大多来自于农村中产阶级,也就是小农及富农;佃农等无产者占比甚微。上到总部,下到各地支部,分别由一名塾长及两名副塾长指导全部塾生的课业及生活。塾内分少年部及青年部,青年部分甲种及乙种,甲种的入塾选拔标准及其严苛。少年部和青年部皆有各自的课程,少年部需要学习数学、博物、历史、簿记、制图、农业经济学等;青年部的课程则有农村学、经济学史、产业组合论、社会学概论哲学概论,除此之外,还有经营农场、协会运动、农产物加工业等实践类课程。至于塾生的费用,少年部及乙种青年部每月须缴纳米贡一斗五升,或将贡米折算成相应金额,缴纳现钞;而甲种则完全免费。
除了教授课业之外,爱农塾也组织农户共同购买肥料及其他消费物。
当然,只依靠塾生缴纳的月供及赚取采买农业生产资料的差价,根本不可能支撑如此一个庞大组织的运作与发展,因此,爱农塾也像其他右翼团体一样,必然有正常收入以外的资金来源。
根据坊间的传闻,爱农塾的收入之中有一部分来自恐吓和勒索,当然,该右翼组织手段高明,故而这些行为虽则游走于犯罪边缘,大部分却并未真正触犯法律。更何况,负责监视这些组织的特别高等警察本身也大多是国粹主义思想的认同者,他们在剿杀左翼活动时冷酷无情,而对于右翼团体的暴力行径则经常视若无睹。因此,那些受威胁的企业尽管苦不堪言,但却始终拿这些打着所谓“大义”旗号的流氓团体没有办法。
在得悉足尾铜矿的骚动后,月读曾经一度考虑过黑泽矿业也许将遭到右翼团体敲诈的可能性,但是不久之后,事态的发展令他否定了这一想法。如果对方的目的仅是勒索钱财,那么示威便不会超出足尾地区的范围,一旦抗议者将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事态必然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爱农塾的掌控,那么,爱农塾作为所谓的“斡旋者”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在月读的授意下,黑泽矿业在调查矿毒污染真相的同时,始终未曾放弃对足尾人的说服工作,他们数度试探,甚至开出了相当优渥的条件,然而对方的态度却丝毫没有软化的迹象,从其后抗议者上京,乃至现今,对方始终未曾显现出半点谈判的意图。
对方的目的不是钱,那么,爱农塾便不可能是真正的主使。
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资金的右翼组织而言,敲诈毕竟只是一种高风险、不稳定、不入流的手段,无法满足长期经费需求,因此爱农塾大概也像国本社一样,有其稳固的资金供给者,能够提供这样大量资金的人,必定实力非凡。
如果爱农塾攻击黑泽财团并非为了筹措资金,那么,月读只能认为,此右翼团体的幕后另有始作俑者,在这场舆论风波中,爱农塾只是对方用来攻击黑泽矿业的白刃,真正的敌手尚未显现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