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二章
陆军高层大多是一群疯狂的投机分子，但是海军高层却不然，他们不是不能看出这场赌博的结果，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不愿意明确地将这些问题指出来。
一方面，自从昭和五年以来，日本国内的右翼及军队中的极端分子曾经多次发动刺杀和暴力政变，虽然这些政变全部以失败告终，但是在这些事件中，只有犯罪的直接实施者被判刑，知情不报者、纵容包庇者或煽动教唆者从未受到过任何惩罚，军队及民间的右翼分子发现没有人能够把他们怎么样，并且由于军队对舆论的诱导和控制，民间对五·一五或血盟团等事件的犯人居然不乏同情，因此这些政治流氓也就越发猖狂，越发肆无忌惮。及至昭和九年前后，他们已然形成了一股令人生畏的势力，迫于来自那些鲁莽、强硬、无知的中层和下层的压力，海军高层不会将实话说出来。
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海军害怕因为自己的“软弱”姿态，输掉与陆军的竞争。
作为陆军以外的另一个拥有帷幄直谏权的军事部门，海军一直在和陆军争夺资金、资源和政治影响力。自大正时代后期，海军便开始将美国视作首要假想敌，及至昭和时期，大部分的海军中层和下层士官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不难理解，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对日美关系问题缺乏理性的认识，事实上，日本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便是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与欧美开战，然而一些无知的蠢货却在摩拳擦掌地准备大干一场，不计后果地将一切外交努力付之东流。无论如何，一切都是军队及民间右翼饮鸩止渴，作茧自缚的结果，这套假想敌理论意味着舰队扩张的前提是日本海军必须做好与美国开战并取得胜利的准备，十几年来，这套把戏一直使海军在争取国防预算时占据着优势。然而，当美国开始对日本实行经济和资源封锁后，如果陆军拒绝从中国撤军，那么，任何外交措施都将徒劳无功，虽然日本不乏有经验，有能力的外交官，但是自从五·一五事件之后，这些人正在逐渐丧失话语权。一旦外交手段失败，——并且它几乎注定会失败，——随之而来的资源危机将迫使海军必须立即决定是否与美国开战，与美国的“假想战争”是下金蛋的鸡，十几年来，这个假想敌的存在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为海军提供政治筹码，拒绝开战的海军将一无是处。
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拉锯战，日本也许会在初期取得一些胜利，但却难以维持成果，最终日本将耗竭所有资源，军备和军需难以获得补充，在失去来自欧美的资源进口的前提下，如果海军无法维持住对荷属东印度石油产区的占领以及确保海上资源运输线，那么结果将是显而易见的。届时，所有的民用工业部门将被迫停摆，一切为战争服务，非军需的中小企业将被整顿及解散，金融业也将被纳入严格的战时统制之下。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粮食及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将实行配给制，而在任何地方，这一套都是行不通的，定额配给和价格统制只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实的供需关系必然导致黑市横行。平民将在贫穷和饥饿中挣扎，与此同时还要听军队，听右翼学者和御用文人卖弄那些愚蠢、空洞的鬼话。这些鬼话告诉他们，“日本人民的精神力量将克服任何资源短缺带来的困难”，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克服？或者再直白一些，一群血肉之躯要如何在资源短缺的后方活下去？
最终事态将彻底失控。
在昭和十年的日本，这一切尚未发生，但是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这一切将是历史的必然。从日本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尝到甜头，沉醉于军事扩张主义这壶毒酒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明治宪法赋予军队独立于政府的权力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经济萧条，农村凋敝，右翼势力开始变得喧噪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政友会和宪政会两党相争，为了谋求私利而在海军条约问题上相互攻讦，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挑动日本民众情绪，将争议扩大化，将政敌斥为卖国贼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柳条湖事变之后，谋划此事的关东军未曾受到任何惩罚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假新闻大行其道，日本民众开始狂热地支持关东军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血盟团刺杀政商界人士，却获得普遍同情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五·一五事件之后，杀害政要的军官无一人被判死刑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所谓的《日满协定书》签订，日本退出国联并且拒绝从中国撤军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从传统右翼、陆军和政友会发动“国体明征运动①”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对于这一切，昭和天皇只是责备了几句，继而半推半就地默许了，他已然习惯让身边的一小撮顾问团替他作出决定。作为一个无法在政治实践中践行个人意志的傀儡，他并不像那些将其视作“现人神”的无知国民想象中一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诚然，天皇的意见并非毫无价值，然而，唯有当旗鼓相当的两方势力僵持不下时，天皇的意见才会成为决定性的砝码，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但凡涉及军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陆军或海军三长官商议后，达成一致，将意见上奏给天皇，而对于三长官的一致决策，天皇原则上不会反对。在实际操作中，这名“至高无上的现人神”其实更加接近一名随着世风摇摆的、明哲保身的政治投机者，但是，即便只是作为个人，声称“爱好和平”的天皇也很少直截了当地在公众舆论场中申明自己的态度。而在政治方面，不说话的人、音量低的人，就是不作数的人。
军队的不道德的军事投机主义；右翼的自相矛盾、疯狂、喧嚣的废话；无知的，易受摆布的民众；他们将使日本走向战争。然而，无论是军队、右翼，还是随声附和的民众，都无法解决战争带来的基本战略问题；民间右翼不关心经济，认为这与他们无关，当他们受困于自己促成的战争所带来的饥贫的时候，他们也只会认为这应当归咎于“妄图遏制日本帝国发展”的国际社会；明治天皇在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中写道“……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在日本这片土地上，民众从一开始就是“臣民”，他们从未被赋予主体性，因此，他们更容易放弃思考，听凭权威的摆布。最终，人总会为自己的软弱无知、愚蠢傲慢和贪婪短视付出代价，个人也许能够侥幸逃脱命运，但历史却从不宽赦，当人们开始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恐惧、困惑、愤怒和悲伤的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
在历史上，这一切不是第一次发生，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有时它发生在这里，有时又发生在那里，事由各不相同，而人的选择却永远出奇地一致——历史从不重复自己，但是人却总是这样做。
现在是昭和十年，——亦即1935年的仲夏，而历史上几乎从来只会发生合理的事情，奇迹却少之又少。
自从接管黑泽集团之初，月读便已然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昭和二年的他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年后的形势，十年后的形势，乃至二十年后的形势，许多年前，有一位到正亲町家拜访的客人在见过月读之后，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以这孩子的禀赋，无论从商、从政还是从军，都大有可为。”然而，在这句话之后，那位客人叹了口气，又像所有庸众那样惋惜地喟叹道，“只可惜这孩子终究是个欧米伽……”，那个时候，月读只有十四岁，却已然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颖悟。明治至昭和时期的日本不乏有识之士，然而这些人要么陷在政党政治的内斗中，难以看清局面；要么缺乏家世与人脉；要么缺乏远见或辩才；要么就是太过耿直而欠缺狡狯与圆滑；要么便是谨小慎微，生性胆怯，缺乏狠辣的手段和残酷的决心，所有这些必要特质，月读一应俱备，然而他是欧米伽，日本的法律和风习从未给予他参与社会事业的机会。
事到如今，时代的浪潮已然形成，任何人都没有逆势而为的能力。军队的干预，对于日本经济而言，将是毁灭性的，也许一部分企业能够从军需繁荣之中获益，然而，至少在会长一派还有决策权的期间内，黑泽都无意与军部勾结。但是无论过程如何，一旦这场必败的战争结束，在战胜国接管时期，像黑泽这样的大型财团一定会面临强制解体的局面，因此，与其将资产留在日本坐以待毙，不如将部分产业转移至可预见的中立国，一旦日本战败，其后的复兴期将是以低价购入大量优质资产的最佳时机，将资产转移到海外，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其价值。这件事无法一蹴而就，大约在五·一五事件前，月读已然开始着手准备了，在混乱的时局中，他能做的只有保护荒，让那孩子，还有他所继承的企业得以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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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体明征运动：1933-1935年间，围绕国体论的一场右翼运动。在近代宪法解释中，天皇只是在行使国家主权的主体中排在首位。从现实角度讲，如果不把天皇视作国家的一个机关，那么就无法以国家作为法人缔结国际条约。然而，国体论者却无视法律实践的需求，认为天皇是至高无上、超越一切的存在，因此将国家置于天皇之上的“天皇机关说”是“大不敬”的理论。在日本排外主义盛行的时期，源于欧美的近代法律体系中对宪法的解释也成了右翼攻击的目标，除了传统右翼（国体论的原始支持者，多奉国家神道为圭臬）以外，陆军和政友会也加入了攻击“天皇机关说”的行列，要求政府明确认定国体论的正统性。在这三者之间，传统右翼毫无近代意识，他们享受了近代的科技及社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便利，但思维却停留在中世；在陆军方面来讲，如果将天皇的权力置于国家至上，逼迫政府承认主权在于天皇，那么握有帷幄直谏权的军队的地位也会随之上升，可以堂而皇之地凌驾于政府之上；而政友会则是将这一运动当做攻击政敌的倒阁机会加以利用。昭和天皇本人对天皇机关说并无意见，并且向近侍表达过对国体明征运动的不满，但是在天皇身边担任侍从武官的军人们则提醒他，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应遭到质疑，否则有可能会使军队失去控制——这句“谏言”其实可以理解为隐晦的威胁。威胁归威胁，然而，处在昭和天皇这样的位置上，怠惰，软弱，冷漠和无所作为也是一种罪。最终，1935年4月，国体明征运动以提出“天皇机关说”的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从贵族议院辞职，并因“大不敬”罪被调查而结束，国体论者及其支持者大获全胜。该运动在历史、政治和法学等多领域引发了排外主义的滋长，次年，文部省要求在教育中教授国体论。讲个夸张的事情，那个时候日本的小学教师会告诉学生，在用报纸包东西之前，要先确认报纸的正反面有没有天皇的照片，没有才可以用。
极地带鱼 